主持人：本报记者　王庆环　李玉兰
嘉　宾：全国人大常委，民进中央副主席　朱永新
　　　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　朱小蔓
　　　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　孙云晓 

　　朱永新　全国人大常委，民进中央副主席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，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，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，苏州大学教
 

　　朱小蔓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。

　　孙云晓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员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，《少年儿童研究》杂志总编辑。1999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。
　1949年，文盲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0%；2008年,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，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。60年来，政府始终坚持让更多人接受教育的理念，走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路子。教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，也使我们的国家在现代化、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落人后。
　　朱永新、朱小蔓、孙云晓是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三位学者，他们受益于新中国教育，投身于新中国教育，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比别人更多几分关注和思考。
　　知识改变命运
　　我至今仍记得，小学时年年参加国庆大游行，比我低两级生于1949年的同学，胸前挂着“我和祖国一起成长”的牌子。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，新中国的教育也在我们心灵中播撒下极其阳光的种子。 ——朱小蔓
　　记者：新中国建立之初，教育基础薄弱，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，三位老师少年求学时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？
　　朱小蔓：我生于1947年底，已值解放前夕，可以说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。我完整地接受了从幼儿园到小学、再到初中、高中共15年非常好的新中国教育。如果说新中国像阳光一样，我们就是撒在阳光下的种子。我们是唱着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长大的，真心感受到我们就是祖国的花朵，心中涌动的是对祖国无限的热爱。那时学校教育以“五爱教育”为主线，老师水平极高，至今我还记得高中老师上课时神采飞扬的样子。那时的教育讲究知识、能力、方法俱全，从教到学非常愉快。课余时间，学生们主动地凑在一起解习题，解苏联习题，解匈牙利习题，简直如痴如狂。下午3、4点后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有时是去福利院、老人院帮忙照顾孩子、老人，有时是去参加各种艺术活动，大家都很有热情，好学、上进、礼貌、诚实、助人，尊老爱幼，成为那一代青少年儿童的总体精神风貌。
　　朱永新：如果没有恢复高考，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。我小时候在江苏一个小镇度过，虽然那时解决了上小学的问题，但在农村和一些边远地区，能上高中已是不易，上大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我高中毕业时，大学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制，我没有奢望，只能老老实实地找口饭吃，当过搬运工、泥瓦匠、翻砂工等，无法主宰自己人生的方向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改变。
　　孙云晓：改变我命运的是我哥哥“偷”回来的一包书。我中小学正好赶上“文革”，基本上没在学校学到什么知识。当时在技校读书的哥哥看到大量的书被烧觉得可惜，就“偷”回了一书包书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文学，从此迷上了文学，立志长大成为一名作家。喜欢读书写作的习惯造就了终身学习的我。我的学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初中毕业，乃至1978年我受推荐到中央团校学习，及至后来分配到《中国少年报》社工作之时。从初中毕业生到区少年宫辅导员再到记者，以至后来成为研究员和作家，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　　让教育成为人人共享的权利
　　教育事业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，满足了我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