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新中国成立60年来，我国的教材建设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之路。作为教育教学的有效载体，教材的编写与质量影响着教育的长远发展。今天，新课程改革、职教扩招、高校质量工程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，都在呼唤着教材作出进一步的调整和变革。本期特稿，旨在从多个角度反映国内教材出版界对于当前教材出版中热点、难点问题的思考与碰撞。 
 

 
“60周年·中国教材建设之路”高层论坛会场。高海涛摄
 
　　■本报记者 张贵勇
 
　　当前的教材市场是一块香喷喷的奶酪，还是令人进退两难的鸡肋？在教材多样化背景下，中小学教材遇到了什么样的新问题？我国的行业协会在教材发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？如何解决教材粗制滥造、低水平重复出版的问题？……种种教材出版的热点难点问题，在近日举行的“60周年，中国教材建设之路”高层论坛上，得到了国内近20家教育出版社负责人的回应。本次论坛由中国教育报刊社、中国教育报、中国教育新闻网主办。本报记者将论坛中的主要观点集纳于此，以飨读者。
 
　　中小学教材——多样化时代的主流之争
 
　　提倡主流教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，主流教材更多地应是市场竞争和用户评价的结果。
 
　　教材多样化并不必然带来教材的特色化，当前教材同质化现象依然严重。
 
　　我国目前教材循环使用的政策依据和现实环境尚不成熟。
 
　　据了解，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的发展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国家实行“一纲一本”、编审合一的格局。第二个阶段是初步的教材多样化。原国家教委为确保教材质量，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，并于1986年规划了小学9套教材，初中8套教材，规范了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审定，真正实现了编审分开。第三阶段是2001年至今，教材管理制度趋于完善。第8次课程改革初步建立了编写、审查和培训分开制度，明确提出制订国家、省级和地区三级课程，特别提到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制订教育大纲和课程标准，编写和使用教材。
 
　　“教材建设的多样化趋势，宣告了‘一纲一本’时代的结束，实现了从‘一纲一本’到‘一纲多本’的改变。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吕建生表示，教材编写在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政府投入，最新一次的课程改革结束了政府投入的局面，开始有企业参与，形成了多家出版社竞争的态势，这是教材建设的必由之路，因为多家出版社参与竞争的格局，促进了教材多样化，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。例如，一些出版机构使用不正当手段干扰教材的选用程序，现实中因教材选用而引发的案件时有发生。另外，意识形态较强的学科，如历史、政治、语文等，甚至出现某些版本教材的内容与国家要求不符、观点与国家提倡的主流观点有较大出入的问题，引起了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。
 
　　“在此背景下，提倡主流教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，教育管理部门的确需要确立若干教材在使用中的主流地位。”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尹鸿祝认为，主流教材首先应该体现国家意志，同时又是指一个群体而并非仅仅指某一个版本的教材，即主流教材应该是在教材多样化的基础上形成的“一股主流”。
 
　　江苏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瑞书以美国为例，指出主流教材更多地应是市场竞争和用户选择的结果，而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。相比较而言，当前中小学教材基地建设显得尤为重要，国家应在此方面给予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导。
 
　　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包南麟表示，教材的多样化并不必然带来教材的特色化，如果教材特色明显，品种再多也不嫌多；相反，如果特色不明显，过于同质化，两三套教材也是多。他同时建议，相关教育部门应对有特色的教材加大支持力度。
 
　　在吕建生看来，要保证中小学教材的质量和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