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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“开民智、育人才”的教育作用思想
梁与康一样，都持有“教育救国论”的观点，故非常重视教育作用，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。他说：“世界之运，由乱而近于平，胜败之原，由力而趋于智，故言自强于今日，以开民智为第一义。又说：“今日中国之大患，苦于人才之不足，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。”只有变法图强，才能兴学校、开民智。
他还阐述了“民智”与“民权”的关系。他说：“今日欲伸民权，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”，“有一分之智，即有一分之权；有六七分之智，即有六七分之权；有十分之智，即有十分之权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只有首先提高了人民的文教素质，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治。他把“育人才”、“开学校”手作是“开民智”，提高人民素质的主要手段，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之所在。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，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、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。
梁启超就是从这一角度论述教育作用的，他的这种认识是卓越而深刻的，然而在当时的中国，仅靠教育去“救亡图存”显然是行不通的。这一点他与康有为的见解是一致的。
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，他更强调了教育应有明确的“完旨”，即指出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。
梁启超认为，教育是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，更不能没有宗旨，他曾说：“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，教育无宗旨，则寸毫不能有成。”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缺点，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，“可以为一个人的资格”，“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”，所以他提出教育要培养“特色的国民”（“新民”），这种“新民”必须具有新道德、新思想、新精神、新的特性和品质。事实上，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新一代，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培养人才上的积极要求，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。
二、论儿童教育
梁启超重视儿童教育，他说：“人生百年，立于幼学”。他写了《论幼学》，集中阐述了他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，并介绍了西方国家儿童教育的经验，对改革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，他批评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儿童采取的体罚──“扑教”，认为“导之不以其道，抚之不以其术”，“但凭棒喝”，结果使儿童视学校如囚牢，畏教师如狱吏。他认为这种儿童教育必须彻底改革，他大声疾呼，若要保国保种，“非尽取天之下学究再可教之不可，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。”
他详尽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教育：“先识字，次辨训，次造句，次成文，不躐等也。识字之始，必从眼前名物指点，不好难也。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，如演戏法，童子所乐知也。必教以古今杂事，如说鼓词，童子所乐闻也。必教以数国语言，童子舌本末强，易于学也。必须以算，百业所必用也。多为歌谣，易于上口也。多为俗语，易于索解也。必习音乐，使无厌苦，且和其血气也。必习体操，强其筋骨，且使人人可为兵也。日授学不过三时，使无太劳，致畏难也。”
他认为儿童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点，由浅入深，由易到难，循序渐进，要从小及早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常识，然后逐步扩大学生的眼界。要重视实物教学、直观教学，引起儿童的兴趣。要从小教以外国语，孩子容易记住和掌握。还要授以歌谣、俗语、音乐、体育，使儿童德、智、体、美得到和谐的发展。
他还建议为儿童编好蒙学读物，认为儿童应读七种书：识字书、文法书、歌诀书、问答书、说部书、门径书、名物书。对这七种书，都作了详细的说明，并且还指出了教学方法，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。
三、论女子教育
《论女学》一文详述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大作用。他认为女子教育的好坏，关系到家庭和种族的后代，关系到国家的强弱。他说：“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，则必自妇人不学始。”即：中国积弱的原因，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。他认为良好的女子教育，“上可相夫，下可教子，近可宜家，远可善种。”他批判了封建主义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观念，所以他从主张男女平权的思想出发，要求仿照西方各国，创办女学。
为了推行他的女子教育的主张，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，然后逐步推广至各省府州县。为此，他写了《倡设女学堂启》，并附《女学堂试办略章》，对女学的办学宗旨、课程设置、教职人员、管理制度、招生对象等方面，都有明确的规定。他计划这所女学堂招收8-15岁的“良家闺秀”，其教学内容：“中文西文各半”，设三种学科：算学、医学、法学，另设师范科，“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”，学成后，发给文凭，即可
梁主张男女平等、妇女解放，提倡创设女学，以及他对女学的规划和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。
四、论师范教育
专论《论师范》集中阐述了师范教育的重大作用。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基础。他说：“师范学校立，而群学之基悉定”，“师范也者，学子之根核也。师道不立，而欲学术之能善，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，未有能获也。”故他得出一结论：“欲革旧习、兴智学，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。”在他设计的《教育制度表》里，就包括有“寻常师范学校”、“高等师范学校”、“师范大学”三级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。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。他把师范教育看成是整个教育事业的“基础”，这是深刻、卓越的见解，表现出一位教育家的战略眼光。
